但是，当中国19个省份为十二五规划设定了雄心勃勃的10％以上的年均增长目标时，政府所公布数据的可靠性，仍难免受到质疑。

外围的加息动作，必将增加国内利率上浮的压力。也因此，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当迟缓。

作为向大型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输送利益的主要管道，利率管制一直是中国亲商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我相信，如果通胀恶化，民间金融的规模将会急剧膨胀，垄断金融企业的廉价存款来源将会枯竭，而现在看上去坚不可摧的垄断金融机构或许会以超出所有人意料的速度被边缘化。对于这一点，中国经济管理者心知肚明。即便可能，也不可能长久。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中，这种财富输送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如果成本上升以及通货膨胀像我们上面所预判的那样是一种稳定的中长期趋势，那么，它势必诱发另外一个稳定的趋势，那就是利率的长期上升趋势。有报道称：在中国一线城市广州，2011年前两个半月，民间金融活动的异常活跃，某些民间金融公司的业务增长甚至超过四成。这些选民不关心公共政策而只关心工作之类的私利。

裙带关系是指政党运用公共资源，特别是将政府职位作为犒赏支持者的手段。对此，基督教民主党就将传统的分赃制转变为现代裙带关系。解决裙带关系问题有利于医治当前危机的病根。此外，希腊议会中新当选的激进党也不愿意将改革裙带主义列为重要议程。

我认为，退出欧元区是唯一的现实选择。除非这些国家中内部力量希望变革并与外部力量团结，否则外部压力不会成功地带来变革。

但是，南北欧的差异并非文化上的，而在于有无裙带关系。虽然改革官僚制的进程缓慢，但是20世纪中叶美国在联邦和地方层面消灭了分赃制。南意大利没有建立强大中央政府的传统。但是，任何变革都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会见效。

内部改革力量至少潜伏在意大利，但在希腊，这些力量则完全缺位。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从未被裙带关系支配，而意大利、希腊和奥地利则相反。因此，当前希腊危机的症结在于公共部门过于臃肿，而政党无力推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体制改革。这就意味着希腊的政党更迭不会导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

南部却是两个西西里王国的领地。20世纪的城市化并未实现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即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劳动分工取而代之），而是将整个血缘关系带入城市，从而使传统的裙带关系继续盛行于现代社会。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仍然拥有高效的公共部门并能很好地管理财政赤字。此次竞选的主要议题围绕希腊是否应该履行欧盟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是否继续推行紧缩政策展开。

从土耳其获得解放后，民主来得较快【核心提示】此次希腊竞选的主要议题围绕希腊是否应该履行欧盟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是否继续推行紧缩政策展开。像普鲁士（德国）、法国、瑞典和日本这类曾在专制时期广泛开展军事竞争的国家，它们成功地建立了现代化的、以绩效为基础的官僚国家。裙带关系体制存在着某种责任制：如果政治家上台执政，他们就需要回馈支持者，即使这种回馈是纯粹的私利。解决裙带关系问题有利于医治当前危机的病根。此外，希腊议会中新当选的激进党也不愿意将改革裙带主义列为重要议程。

内部改革力量至少潜伏在意大利，但在希腊，这些力量则完全缺位。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仍然拥有高效的公共部门并能很好地管理财政赤字。

然而，无一个政党愿意采取解决希腊问题症结的措施。马里奥•蒙蒂和卢卡斯•帕帕季莫斯在位期间建立的技术官僚制度就是由外部力量推行的改革。

政党开始动员以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选民。意大利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政治家提供的并非公共政策而是私利，比如提供邮局中的岗位，帮亲戚解决与政府间的麻烦，甚至直接支付货币或财物。因此，当前希腊危机的症结在于公共部门过于臃肿，而政党无力推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体制改革。我认为，退出欧元区是唯一的现实选择。相反，真正的腐败则是攫取性的，比如政治家接受贿赂款或回扣，仅仅为政治家和其家族牟私利。

虽然在意大利和希腊，现代国家从未扫清裙带关系，但至少意大利在努力剿灭裙带关系。南意大利没有建立强大中央政府的传统。

裙带主义并非是文化禀赋的产物，也不是因政治家无法理解现代民主政体如何运转而造成的。美国《美国利益》5月刊发表了弗朗西斯•福山撰写的《两个欧洲》的文章，编译如下： 2012年5月6日举行的希腊选举是一场预料中的结果：两大主流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和中右翼的新民主党（ND）被新的激进主义政党取代，包括左翼的左翼联盟党（Syriza）、希腊共产党（KKE）和右翼的独立希腊人党、金色曙光党，前两者获得1/4的选票，后两者获得将近18%的选票。

理解裙带关系的另一种方法是将其视为民主动员的早期形式。此次竞选的主要议题围绕希腊是否应该履行欧盟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是否继续推行紧缩政策展开。

与上述国家相反，在美国、意大利和希腊，民主的到来先于现代国家的巩固。在美国，裙带关系问题因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而最终得以克服。但是，南北欧的差异并非文化上的，而在于有无裙带关系。在我看来，裙带关系应与腐败相区分。

这一格局在20世纪得以延续，特别是1974年希腊结束独裁统治重新实现民主化后。20世纪的城市化并未实现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即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劳动分工取而代之），而是将整个血缘关系带入城市，从而使传统的裙带关系继续盛行于现代社会。

在这类国家中，绝对主义者联盟的存在有力地保护了官僚的独立自主。近代早期它由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其政治体制建立在封建的科层制基础上。

两个欧洲由边缘的欧猪四国（PIGS，即葡萄牙、爱尔兰、希腊、西班牙）问题演变为欧盟的南北差异问题，即勤勉的、纪律严明的新教北欧（德国、荷兰和斯坎迪亚维纳诸国）和慵懒、挥霍的天主教—东正教南欧之间的差异。这一体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稳定，但却使建立现代韦伯式强国的努力付诸东流。